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吕成冬:六十年前钱学森如何建言中央研制导弹(三

  这份意见书共九页,2700余字,分为四部分:航空工业的几个部分、航空工业组织、国内现状、发展计划。纵观意见书全文,首先突出强调的就是并非生产简单的军工武器,而是需要“一个健全的航空工业”。那么,这个健全的航空工业到底包括哪些条件呢?意见书从系统工程和职能分工角度提出四个条件:领导机构、科学研究、设计研究和生产工厂;随后,钱学森进一步分析各自职责。

  钱学森所指的“领导机构”并非纯粹的行政领导,而是“一个全面规划及安排的机构,应该包括科学、工程、军事、政治方面人员”,并建议设在国防部。这个建议与当时国情有关,研制导弹必须有一个可以在全国科学、军工、高校和工厂等单位内进行协调的机构,才能保障不同机构的配合。这个建议很快就得到落实,1956年5月26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研制导弹时也特别指出:“要动员更多的人来帮助和支持导弹的研制工作。这项工作所需的技术专家和行政干部,同意从工业建设、高等教育、科学研究等部分和军队中抽调,军队要起模范作用。” 据此,1956年7月批准成立了导弹管理局(国防部第五局),作为研制导弹工作的领导机构。

  导弹研制不仅是一项工程,它还广泛涉及应用力学、爆炸力学、材料学、化学、电子学、控制论等多方面的理论。意见书提出,这些理论研究可以依托中国科学院:

  现在在科学院内,力学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或多或少都与航空工业有关,其他研究所中的高温材料研究,电子学研究,计算机研究等也都与航空工业有密切关系。在将来很可能再设新研究所来推进某一方面的研究,如气动力学研究所,自动控制研究所等。估计在这方面工作的研究人员,在整个系统完成时有600人,其中付博士水平以上的研究人员120至150人。

  钱学森回国后的第一个职务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,因此在其担任所长期间,力学研究所承当了相当多的导弹研制任务,为中国航天的发展做出过许多贡献。后来钱学森同时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,可谓“双管齐下”,有效地协调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之间的分工与协作,大大地提高了效率。

  钱学森提出的设计研究,其主要任务是“生产新型成品,包括试制及试飞阶段在内”。在这个部分,钱学森回答了彭德怀关于研制导弹需要多少人力物力的问题;钱学森估算整个系统大约需要6000名技术人员,其中副博士以上的应在500至600人,而需要的电力为15万瓦(初期8万瓦),用地200平方公里。意见书提出这个机构可以称为“航空设计院”,并根据任务分为下列研究所:空气动力学研究所、材料研究所、燃料研究所、结构研究所、火箭推进机研究所、冲压推进剂研究所、透平式推进机研究所、控制系统研究所、运用研究所、设计局、试制工厂、试飞站。这个建议后来得到执行和落实,即1956年10月8日成立的“国防部第五研究院”,而其下属机构也大体按照意见进行设置。

  意见书指出,最终生产出导弹武器成品,还需要“航空生产系列地一系列工厂”,“把航空设计院的新型设计,大量生产”;具体而言,这些生产工厂包括金属工厂、非金属原料工厂、电器制造厂、燃料工厂以及各种零件工厂等。当时,这些工厂多数属于第二机械工业部,但可以通过设在国防部的领导机构进行协调;这也是钱学森为何提出将领导机构设在国防的原因之一,有利于相关机构的协调。

  显而易见,这四个条件就是四个“小系统”,共同组成导弹研制工程的“大系统”,向中央言简意赅地说明了开展导弹研制工程需要具备的条件。对于这四个条件,第一个比较容易实现;对于后面三个条件(即研究、设计和生产),由于各自基础和发展的不平衡,钱学森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:“研究、设计、和生产三面并进,而在开始时,重点放在生产,然后兼及设计,然后兼及研究。”后来事实证明这个思路是正确的,因为只有提高工厂生产能力才可以为设计工作提供材料和零部件;而研究工作由于中国科学院已经集聚一批素有成就的科学家,且已经积累了一些理论研究成果。

  钱学森在美国进行航空科学研究长达二十年,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工程实践经验;依据他的经验,以现有基础开展研制工作,“如果只能靠自己,这非二三十年办不到”。但钱学森起草意见书之际,中苏两国正在洽谈援助中国武器研制的项目,其中就包括导弹;因此意见书特别指出在短期内研制成功,“非争取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的大力帮助不可”。据此,意见书提出了向苏联等国家争取“外援”的计划。

  首先,选择国内航空科学研究人员以及相应军事、政治人员,组织航空参观团,于近期内前往苏联及其他国家参观并商议合作方案。其次,提出详细的留学计划,意见书指出:

  在今年暑期高等学校毕业后,调派两种人到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:一种是到合作国家去学习飞弹火箭制造工艺,同时请合作国家的专家为我国设计飞弹火箭制造的一系列工厂,预备到1958年生产我国自制的飞弹及火箭。第二种人,约300人,到合作国家学习设计及设计研究;这是建立航空设计院的基础力量。他们每人学一个专门方向,一两年或三年为期。同时请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代我们设计大型风洞及推进机试验设备(也要利用我们在国外的上述留学生),争取在1957年开始航空设计院的基本建设,1959年300留学生回国再请兄弟国家专家200人来我国,配合青年干部600人,开始航空设计院的工作。以后每年加入青年干部600人,到1967年达到6000人足数。

  在此背景之下,一批中国留学生远赴苏联学习导弹及相关专业,如宋健、孙家栋、王永志、聂力、丁衡高、吴美蓉、张敬良、张贵田、林华宝、童铠、梁晋才、崔国良、孟执中、于本水、刘从军、姚绍福、陈士橹等。

  但与争取外援相比,意见书更为关键的是表达出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:依靠外援并非长久之计,中国必须拥有研制导弹的能力,掌握“本领”。后来,确有一批苏联科技人员在中国研制导弹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;但中国之所以在1960年苏联“撤援”后还能成功研制导弹,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开展导弹研制工程之初就选择了独立自主的道路。而在这个道路上,最核心的就是一批“高级人才”聚集到此项工程中;钱学森在意见书中列出了一份“高级人员”名单,分别是:

  航空结构:王俊奎、钱伟长、王仁、杜清华、胡海昌、钱令希、郑哲敏、李敏华、范绪箕;

  他们中大部分人直接参与了导弹的研制工作,而其他人的工作也都与研制导弹有关;正是这些人奠定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基础,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。但仅有这些“高级人才”远远不够,意见书为此提出详细的人才培养目标。意见书指出:

  逐年扩大中国科学院有关航空的研究工作,在1967年到600人。依照上述发展计划,每年需要高等学校航空有关科门的毕业生如下:

  到1967年,共有工厂技术人员2,400人,设计院技术人员5,700人。

  此后,中国科学院、高等院校以及其它研究机构都开设了相关专业,培养航空科学研究和设计人才;不仅如此,钱学森也亲自上阵,讲授“导弹概论”。那么,钱学森为何要将培养目标放在1967年呢?因为在其起草意见书之际,国务院正在制定1956至1967年十二年科学规划,并将喷气与火箭技术列入重点的发展项目之一;钱学森将时间节点放在1967年,就是将导弹研制计划纳入到全国科学发展计划中,从而争取到国家最大的支持和投入。正因如此,导弹研制工作自从启动之后就得到了包括中央、军工、高校、科研机构以及工厂等各个系统的鼎力支持和积极配合,成为一项由上而下的国家级工程;不仅如此,无论是科研和设计人员,还是工厂技术人员,都有极高的工作热情,废寝忘食,争分夺秒。这也成为中国导弹研制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,正如钱学森后来所总结的:

  按照我的体会,周总理、聂老总就是把他们过去在解放战争中,组织大规模作战的那套办法,有效地用到科技工作中来,把成千上万的科技大军组织起来了。所以尽管我们在经济、技术上有许多困难,但由于组织领导有方,还是很快搞成了。

  2月17日,钱学森起草好意见书后便提交给周恩来。2月22日,周恩来将意见书送审阅并致函说明:“这是我要钱学森写的意见,准备在今晚谈原子能时一谈。”2月28日,周恩来又将意见书批给秘书长、国防部副部长黄克诚和各委员。这份意见书很快就进入实施阶段,实际上成为导弹研制工程的指导方案和技术文件。

  笔者认为,1956年钱学森提交的意见书之所以迅速得到中央首肯,并将其作为研制导弹的指导文件,主要原因是:(一)钱学森依据其在美国从事航空科学研究的理论知识和工程经验,从专业角度阐述了建国初期的航空工业基础以及怎样研制导弹,使中央了解已经具备哪些条件、还要创造哪些条件;(二)意见书提出了一套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发展计划的可行性方案,并将其与中国科学发展大战略相结合,而非纸上谈兵。正因如此,这份意见书犹如“定海神针”,使中央相信中国能够研制导弹。10月8日,中央宣布成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任命钱学森为院长,全面负责导弹的研制工作。时至今日,中国航天已经走过六十年。这六十年,中国航天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、从大到强,凝聚了无数航天人的心血。

  王道力:《中国航天事业创建与发展历史的回顾》,中国宇航出版社,2005年。